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领导敌后军民创造性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游击战争，运用游击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战法，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零敲碎打地消灭敌人，极大地牵制、消耗了敌人实力，让日本侵略者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正如所说：“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彭德怀、、贺龙、张浩、、、等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对于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表述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对于的这个主张，与会的同志基本是赞成的，但很多人又有许多不同看法。

  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指）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

  有研究者认为，在会议上完全赞成主张的，只有关向应、贺龙和几个人。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都或多或少表达了对于打运动战的强调。

  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就提出了“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的不同说法。一些同志更多地强调红军要配合多打大仗。

  作为直接指挥作战的八路军指挥员，彭德怀的想法为格外的注意。据彭德怀回忆，在洛川会议上，他就作战等问题同进行了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他建议在“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后面加上“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彭德怀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由于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是记得这一句。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地混淆起来。”

  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区别，然而，是更多地强调运动战，还是更多地强调游击战，其实是有重要不同的。后来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最重要的区别是：集中兵力打仗，还是分散兵力做群众工作。“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独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会议对游击战战略方针没有来得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洛川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其实就是一种折衷的产物。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决定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分会（后通称华北军分会），负责华北八路军的作战指挥，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任弼时为秘书长。

  尽管洛川会议确定了八路军的军事战略方针，但思想上并未真正统一，很多同志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因此，在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对前线指挥员能否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不放心。为了提醒前方指挥作战的领导人，在9月下旬连续5次致电华北军分会。

  根据的指示精神，率八路军总部抵达太原的朱德于9月25日同彭德怀等人发布训令，要求各部队“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使敌陷入我群众和游击战争的围困中，断绝其后方运输，增加敌人之恐慌和疲惫，分散敌人兵力。”

  看了这个训令，深感欣慰，立即于次日电告八路军各师领导人：9月25日八路军总部部署方针的训令“是完全正确的，各级领导同志应提起百倍的毅力，坚决为这一训令的一切方针而斗争”。

  然而，就是在9月25日发生的一件大事，让前方的同志们意见又出现了分歧。

  9月25日晨，、率八路军115师主力向正在开进的日军板垣师团一部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这是一场典型的运动战。平型关之战，八路军虽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但给全国带来了华北战场上第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

  作为战场的直接指挥员，对于平型关大捷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他后来撰文指出：“我军（指八路军）在目前兵力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的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但同时，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使得华北军分会的领导同志受到极大鼓舞，他们在交流意见时认为：“‘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二十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炮兵，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

  这个时候，以为书记的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对山西战局的看法也存在分歧。据回忆：“少奇同志认为，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仍旧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恩来同志认为应当照顾统一战线，任弼时同志则说少奇同志是‘民族失败主义’。”

  回忆说：“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出一本小册子《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是由任弼时起草的，就把这种分歧写了进去，说：‘必须反对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毛主席看到这些话很不高兴，因为他的想法同少奇同志比较接近，10月17日，他同张闻天致电前方，说：‘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对华北军分会这个指示，任弼时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承认，他们当时“对进步估计过高”，对“自己力量估计太大”，本质是“轻敌”。

  后来的战事发展证明，华北军分会对于形势的估计的确是错误的。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正面战场迅速崩溃。在给朱德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

  正当八路军各部队按照中央指示，全面转入敌后游击战争的时候，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从苏联回到国内。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

  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提出的最著名主张就是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此外，他还轻视游击战的作用，主张八路军要打运动战，成为全国打胜仗的模范。

  由于王明说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有些与会者受其影响，对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批评，认为八路军机械地进行山地游击战而不采用运动战是不对的。在会议上，一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王明继续坚持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观点，附和“统一军令”的主张，竟然提出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各抗日军队都要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事实上，就此时华北战场全局情况而言，八路军各部队已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游击战已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王明的主张在实践中并没有造成多少直接影响。至1938年春，八路军已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

  4月21日，与张闻天等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

  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思想的提出，使我军独立自主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内涵更丰富，也更为完善。

  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对于怎么样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1938年七八月间，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一是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二是传达了“应该支持同志为中国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吵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最终确立，他的军事路线也得到全党全军的拥护。

  为此，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处理问题的。”

  彭德怀则在会上发言时由衷地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于1938年11月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

  在粉碎日寇“驻屯清剿”的斗争中，冀中人民的天才创造——地道战，大显神威。

  冀中全区到底有多少地道，难于作出确切的回答，但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其规模的雄伟——仅1944下半年以后就挖了近一万多里长。地道战的高度发展，使我军在敌碉林立、路沟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小型工厂、医院、报社、印刷所、电台、仓库都有了稳妥的工作场所。这样，既利于小分队活动打击敌人，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突然歼敌；既利于防御，也利于进攻。敌攻我一村，各村即予以支援，展开“村落连环战”，陷敌于层层包围之中。还可以依托四通八达的野外地道封锁敌人的岗楼据点，实行“堵门伏击”。

  饱尝地道战苦头的日寇，企图以优势的兵力和装备，焚毁我村庄，捣毁我地道。结果还是碰得头破血流。我十分区部队在霸县米家务的地道战中，抗击了日军一个大队和伪军一个团的进攻，从村外打到村内，从房顶打到院内，从院内打到地道，又忽然从地道跳出给敌突袭。使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一个个地被打倒，却摸不清子弹从哪里打来。天黑后，日军大队撤出村外，村里只留下伪军，企图第二天再寻计破坏地道，消灭我军。岂料我军乘夜把伪军团团围住，一阵猛攻，像秋风扫落叶似地把伪军歼灭大半。

  （据《星火燎原》，作者在抗日战争后期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标题为编者所加，此处有删节）

  民兵最主要的战术是地雷战。开始民兵武器极少，为了打击敌人，民兵只好发挥自己天才，研究创造各种自己能用的武器。

  1940年春反“扫荡”中，冀中安国东赵、西寇两村民兵，偶尔把几个破手榴弹埋入地下，敌至，用线拉火，炸死两个敌人，民兵欢喜若狂。此后各地仿效，进一步利用废铁壶、瓷瓶子和罐头盒装上炮药，做成简单爆炸物。复经研究与训练，进而学制炸药，并动员铸农具的翻砂工人，学铸铁地雷，从此地雷制成，爆炸运动开展起来。现在各地民兵有自己的地雷厂，人人都有熟练的爆炸技术，只要敌人到来，路上、田边、广场、草坪、山上、河里或是村内、村外、房上、门口、炕上、灶内、马槽、鸡窝，甚至用具上、粮食里、柴草里、水井里以及地洞地道中，无处不是民兵安放地雷的地方。

  以爆炸英雄李勇为例，1943年5月反“扫荡”中，敌一股700余经党城窜阜平，沿沙河归巢五台，经五丈湾（李勇家乡）。李勇巧布地雷阵与步枪配合，伺敌到达，以步枪乱敌队，敌踏响第一雷，敌向旁道隐蔽又踏响第二雷，因而敌不敢走大道，绕道前进又踏响第三、第四等雷，十分钟内连打带炸敌死伤36名。从此北岳区提出：“向爆炸英雄李勇学习”的口号，爆炸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而且各地创造许多惊人的巧妙方法：阜平民兵贾××在路旁设一草人，上写：“小伙子真是壮，站在大道上，有人敢动我，坚决要抵抗”。敌见状大怒，拨动草人，被炸而死。

  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问题。与抗日持久战紧密关联，指出，在中国大而弱、日本小而强的情况下敌人可以占地甚广，却在占领地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

  认为，“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还具体地分析了游击战的战略内容、游击战与正规战的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略作用。

  破袭战、伏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形式。虽然作战规模不大，却把敌人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游击战延绵不断地广泛展开，起到了消耗与消灭敌人并同时壮大自己的作用，进而达到在持久战中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终向敌人发起反攻并战胜敌人的目的。由此可见，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一样，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