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陈独秀是绕不过去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早期中国的领导者。陈独秀跌宕起伏的革命人生，也折射着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复杂性。

  1879年10月，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一户陈姓世家，按照族谱取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据考证，陈独秀一生的笔名多达四十余个，不过现在最为世人熟知的还是他自己取自家乡独秀山的名字——陈独秀。陈独秀的生父陈衍中考取秀才，后来成为其嗣父的叔父陈衍庶曾考中举人，并出仕为官且经营着规模相当的古玩业。得益于科举制度，清末的怀宁陈家已然实现阶层跃升。然而，对于科举制度，陈独秀却从小就表现出深恶痛绝的一面。严厉的祖父逼迫他读四书五经的可怕经历，多年以后仍然令陈独秀心有余悸；幸而祖父去世后，忠厚的大哥继任“塾师”的角色，陈独秀得以相对自由地阅读自己喜爱的《昭明文选》。

  尽管一再叛逆，陈独秀还是凭借自己的小聪明，在院试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陈独秀对科举的厌恶与日俱增，但为了慈母和兄长的期待，他在参加完院试后的第二年即赴南京参加乡试，是年18岁。拥挤到窒息的科考大军、低矮浊臭的号筒、考场上考生的怪现状，终于把陈独秀推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回忆，在呆看考场上一位徐州考生怪现状的一两个钟头内，终于决定了自己往后几十年的行动：

  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其实早在乡试前，陈独秀便深受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的影响，他这一段文字里由参加科举的考生而联想到国家、制度的隐患，便带着康梁维新派新思想的色彩。或许能这样说，维新派的新思想为陈独秀提供了审视国家和社会痼疾的理论武器，乡试的落榜则在客观上把陈独秀彻底推向维新派。

  正是在乡试落榜的1897年冬天，18岁的陈独秀写下《扬子江形势论略》这篇颇具见识的文章。他从地理、历史、军事等综合的视野全面考察扬子江在国防战略中的地位，对于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国际局势，陈独秀寥寥几言即切中要害：“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列强虎视眈眈，国家摇摇欲坠，百姓随时有可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这篇文章能看出少年陈独秀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忧虑。之后，陈独秀便开始与维新派人士汪希颜、汪孟邹、李光炯等人交往。1900年，处理完母亲后事再次去往东北的途中，陈独秀又亲眼目睹俄国侵略东北造成的惨状。这次见闻给陈独秀极大的触动，他真正意识到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盛衰荣辱紧密相关。悲愤之中，陈独秀开始追问：“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

  怀着救亡图存的壮志，陈独秀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留日生涯。留日期间，他一面补习英文，一面参加由留学生组织的爱国团体励志会。不久，陈独秀回国，与潘赞化、柏文蔚等人在家乡安庆的藏书楼向青年推介书报，组织集会，公开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回国不到一年，陈独秀又再次赴日。这一次，他在日本接触到更加激进的革命志士章太炎、邹容等人，并加入由他们组织的青年会。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这是陈独秀由“康党”转向“乱党”的开始。1903年，因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压制留日学生，陈独秀便与青年会的张继、邹容等人闯入姚宅，剪去姚文甫的辫子，使姚文甫威严扫地。这次事件的后果是陈独秀等人被遣送回国。

  回国后的陈独秀并没有停下革命的步伐。1903年，俄国未遵守《东三省交收条约》从东北撤军，妄图霸占东北。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在上海发动群众抗议，东京的留学生也纷纷响应。陈独秀回到安庆后，也在家乡与潘赞化等人发起拒俄运动。此次运动声势浩大，激起江淮地区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也引起当局的注意，陈独秀遭到通缉，只能逃亡上海。在上海期间，陈独秀参与编辑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反清爱国的思想。然而，《国民日日报》在1903年年底停刊，陈独秀于是返回安庆，谋划创办《安徽俗线年，依托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陈独秀终于联合友人在芜湖正式创办《安徽俗话报》。《安徽俗话报》面向平民，旨在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向普通百姓普及基本的社会科学知识，宣传时局消息。用陈独秀自己的话说，他创办这份报纸是希望安徽的老百姓“懂得点学问，通达些时事”。

  自从拒俄运动后，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便成为陈独秀生活的重心。除了创办、编辑报刊，此时的他也投入教育事业，办学任教。在此期间，陈独秀还有三次革命活动值得一提：一是与无政府主义暗杀团有关，陈独秀并没有参与暗杀，在吴樾谋炸清廷五大臣殒命之后，他曾受张啸岑之托将吴樾的遗著《暗杀时代》和《意见书》寄给东京的革命党人；二是在1905年重组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岳王会具有帮会性质，重组后迅速扩大，曾与同盟会结合进行过不少重大活动，但从目前的史料来看，陈独秀没有参加过实际的革命行动；三是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府顾问，在其好友柏文蔚主政安徽后又就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由于深得柏文蔚信任，陈独秀得以大展才华，然而1913年二次革命淮上讨袁军败北，他不得不再次逃亡。

  从科举制度的叛逆者到“康党”再到“乱党”，陈独秀已从一个18岁的青年变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战士，他对革命的认识也在一步步深化。早期民主革命的顿挫并没有让他消沉下去，而是促使他从失败中总结经验。陈独秀的反思是从革命的方式开始的，早期的革命党崇尚暗杀等激进的革命手段，而陈独秀并不赞同这种手段。他认为鲜血并不能洗净旧污，为国捐躯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却是“一时的而非持续的”，“治标的而非治本的”，真正的爱国应该“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那么，何为“旧污”？何为治本之方？这正是陈独秀接下来所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逃亡至上海。作为通缉犯，他在上海的境况可想而知。窘困之际，他致信远在日本东京的章士钊等友人，称自己“静待饿死而已”。早在辛亥革命前，陈独秀便在助章士钊编辑过《国民日日报》，对于陈独秀的才华，章士钊自然了然于心。于是，他很快便邀请陈独秀东渡日本协助自己编辑《甲寅》杂志。这让陈独秀又一次增加了办刊经验，更重要的是经由《甲寅》的纽结，陈独秀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仁，为他之后创办《青年杂志》打下了一定的作者基础。据学者考证，《甲寅》的作者中至少有16人后来成为《新青年》的作者，其中高一涵、易白沙、李大钊、刘叔雅等政论作者，更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作者班底，陈独秀通过《甲寅》结识的胡适、吴虞甚至成为《新青年》的骨干。

  1915年，因夫人高君曼病重，陈独秀不得不从日本返回上海。这一年，日本得寸进尺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复辟的野心日益显露，孔教会、筹安会等宣扬尊孔复辟的团体大行其道，清末以来仁人志士的抗争似乎都付诸东流。于是，有的革命者牺牲了，有的叛变了，有的开始消沉下去。同样经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陈独秀也已几近不惑之年，但即使时局如此艰难，陈独秀依然充满昂扬斗志。一次次失败的革命经历，反而让他看到中国问题的症结：“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他从鲜血的教训中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并不能挽救国家，改变国人的精神才是根本。于是，陈独秀在这一年决定创办一本新杂志，立志在十年的时间内改变国人的思想。

  依托群益书社，1915年9月，一份划时代的刊物《青年杂志》终于创办发行。此后，揭“旧污”、寻根治之方，成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进行思想革命的基本目标。从他这一时期的文字来看，其致力清除的盘踞国人思想的污秽涉及孔教、礼法、伦理、宗教、国粹、文学、艺术等各个面向。

  《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尽管袁世凯复辟的苗头已日益明显，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守团体的活动也日益紧密，但陈独秀并没有直接把矛头指向政局，而是致力于介绍西方文明给读者。举凡西方的文化变迁、民主制度、伦理观念、文学艺术、科学常识，都是陈独秀及其同道致力于向国人介绍的要点。从《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章能够准确的看出，此时的陈独秀对欧洲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尤其青睐。他认为近代文明的三个核心理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均源于法国。至于文艺，陈独秀勾勒出一条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进化线索，并判断“现代欧洲文艺，无论何派，悉受自然主义之感化”，而自然主义正兴起于法国，左拉就是自然主义的魁首。此时的《青年杂志》表面看起来无涉政治，但通过其常设栏目国外大事记和国内大事记，便能够准确的看出陈独秀及其同仁的良苦用心——国内外的政治局势时时在其视野之内：对支持袁世凯的筹安会的动态，国内大事记多有报道；而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消息，亦多有追踪。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此时，随着袁世凯的死去，其复辟之梦业已成为泡影，但自1912年就以孔教会为政治支点的康有为却在进一步推动孔教成为国教。康有为的这一行为终于激起陈独秀的战士雄风，他承认“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充分肯定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的贡献，但对康有为诅咒共和、创办《不忍》杂志，立孔教为国教的行为，陈独秀斥其“惟恐中国人之‘帝制根本思想’或至变弃也者”。事实上，自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之后，陈独秀就认为“共和立宪”的大业并没有实现，国人虽处“共和国体之下”，却“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陈独秀之所以严厉批判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正是为了捍卫共和。康有为自1912年就试图推动孔教成为国教，袁世凯虽然没有采纳其意见，但“在尊孔方面基本沿用了康有为有关‘大同立教’、孔子之道与共和民主关系的论述”。也就是说，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仁认为康有为为袁世凯的复辟提供了思想资源，而这恰恰是从辛亥革命的血污中成长起来的陈独秀等人所不能容忍的。

  研究者也指出，新青年派与康有为论争的实质是将谁视为共和的“导师”：康有为重释孔子的太平大同之道，并将其作为共和民主时代尊孔的依据；新青年派则通过系统批判康有为的尊孔思想，形成自己的共和理念。《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就是这一时期陈独秀批判孔教的代表性文章。其实，陈独秀从孔教批判到批判旧伦理、旧文学和国粹，都服务于共和的目标。正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言：“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而文学革命，则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亮眼的文化实践。一般认为，文学革命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其先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将其推向高潮。其实，在接力的合作之外，陈独秀与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路径规划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更倾向与形式相连的文学思想之变革，后者却更倾心于文字工具的革新。正是在这样有差异的合作中，新文化运动被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仁推向高潮。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还有一个特别的贡献，值得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他对新青年的召唤与培养。1915年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就把青年作为潜在读者，热烈地呼唤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新青年。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并作为五四运动骨干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师长召唤出的弄潮儿。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新文化运动召唤出的新青年中，相当一部分后来都成为了革命的中坚力量。1945年，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同志就评价：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傅斯年也认为，陈独秀领导的文学革命、伦理改革、社会主义，“是民国五年至十一二年中最大的动荡力，没有这个动荡力，青年的趋向是不会改变的”。

  陈独秀为革命播下了种子，而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日益严峻，他与《新青年》同仁的分歧也日益加大。1918年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以短小精悍的文章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用泼辣尖锐的文字针砭时弊。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愤怒的学生终于走上十字街头，而此时，因新旧势力的围攻，陈独秀已被迫离开北京大学。显然，被逼出走并没有让他屈服。1919年6月11日，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被捕，他在6月3日写下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一语成谶。经过各界人士营救，他于83天后出狱。次年年初，陈独秀离开北京去往上海。

  1917年，俄国爆发了一系列革命运动。敏锐的陈独秀当即意识到俄国革命即将改变世界大势——“俄之革命，将关于世界大势也如何”；在陈独秀看来，俄国革命并非简单的改朝换代、王权兴替：“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革命的形势恰如陈独秀所期待的，1917年年底，俄国十月革命取得重大胜利，并在中国激起千重浪。李大钊的名篇《BOLSHEVI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就是对俄国革命最积极、热烈的回应。

  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则让陈独秀看清了西方所谓民主国家的实质。在1918年12月22日第一号《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上，陈独秀明确提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口号，并对外要求欧美国家“抛弃从来歧视有色人种的偏见”，对内要求“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

  与此同时，国内知识界开始大量译介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顾兆熊、黄凌霜、刘秉麟、陈启修、李大钊等人纷纷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撰文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学说。在此期间，陈独秀已开始密切关注被压迫的劳动群众。比如在《贫民的哭声》一文中，陈独秀分析欧美贫富悬殊的原因时就提到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又如《告北京劳动界》一文对劳动阶级痛苦的揭示，对官僚、资本家和知识阶级的告诫。1920年5月，《新青年》特设“劳动节纪念专号”，陈独秀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热情赞美劳动者“最有用、最贵重”，甚至翻转了中国自古以来劳心与劳力的关系——“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也是在这一期，陈独秀显露出革命实干家的特质，他开始为上海厚生纱厂的湖南女工发声，为其争取合法权益。从陈独秀的这些文字能够准确的看出，此时的他与《新青年》同仁中主张不谈政治的胡适等人在思想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1920年到上海后，陈独秀进一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有学者分析指出，在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爱国主义是决定性的因素。当时刚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发表宣言放弃在华掠夺的权利，陈独秀因而对列宁创建的苏维埃政府颇有好感，赞其为“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而陈独秀接触马克思主义原典的渠道则主要有两条：一是上海的日本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施存统、周佛海等人，他们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日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翻译为中文，再寄给陈独秀；二是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他“带来了大量的与理论及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不过，与其说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陈独秀转变为者，不如说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让陈独秀自觉向马克思主义靠拢。陈独秀并不擅长建构系统的理论，但他却擅长在实践中运用理论、消化理论。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先到北京与李大钊商谈建党事宜，5月再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议组党。此后，上海先后成立小组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中国的机关刊物《》在上海创刊。此时的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中已具有相当的威望。

  1921年7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此时的陈独秀正在广东从事教育改革而频频受阻，于是他离开广东，回到上海任职，其作为者的革命生涯便正式开启了。

  在任职初期，除了宣传工作和推动全国党组织的发展、完善外，陈独秀最显著的成绩是在劳动运动方面。1921年8月，中央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加强对劳动运动的领导，并发行《劳动周刊》，加强宣传工作。在党的这些工作中，陈独秀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首先是加强劳动者与党的联系，他告诫领导劳动运动的同志：“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笔者注），因为他们是想用急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劳动者的资本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的。”同时，陈独秀还明确了在劳动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他一方面强调应该与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战线，“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另一方面尤其强调“在这联合战线上，有两个重大的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在不懈的努力之下，1922年中国终于迎来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然而，当劳动运动取得初步胜利时，陈独秀却在与合作的问题上进退维谷。从目前学界普遍的观点来看，国共合作中加入的意见是由共产国际方面提出的。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老战士，陈独秀当然明白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但形势逼人，且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政党，实力尚且弱小，难以实现革命的目标。陈独秀曾这样判断中国的政治形势：“我们大家都知道民主主义的争斗仅是第一段争斗，不是人类最后的争斗；我们更知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下的政党政治是必然包涵许多腐败与罪恶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人类阶级争斗亦即社会进步的过程上看起来，在中国政治的及经济的现状上看起来，我们势不得不希望代替更腐败更罪恶的军阀政治之民主的政党政治能够成功。”于是，在往复的磋商之后，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持，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于1922年8月加入了。1923年年初，共产国际正式作出中国加入的决议。

  但要通过国共合作实现革命的目标注定是曲折的，而陈独秀并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当时社会上的舆论压力来自两个方面，或认为“赤化了”，或指出加入是“共产派利用做的运动”。陈独秀不得不一次次出面解释与者的联系与区别。他指出和都为着国民革命的目标——“对外要求民族的政治经济之独立，对内要求人民政治上的自由”；但二者革命的目的与动力截然不同，的目的“是以革命的手段，废除财产私有制度，改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是要靠无产阶级（近代产业工人及农村无产贫农）中革命的分子为动力的，不是随便瞎拉些人可以混充可以乱来的”。陈独秀一次次的解释显然无济于事，的进攻日益加剧，员的处境愈发艰难。而面对的攻势，陈独秀在客观上却采取了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与退让的策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了。这是陈独秀个人革命史上最屈辱的一页，也是革命史上的重大挫折之一。

  陈独秀在此期间的功过是非，历来聚讼纷纭。不论如何，作为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的功劳不应抹杀，其失误也值得进一步探讨总结。卸任中央后，陈独秀个人在革命上又经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探索，他的革命理念也一直在动态演变。如果一定要为陈独秀个人的革命道路寻找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那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陈独秀一直强调，土地、人民、主权是国家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因此，终其一身，陈独秀一直都在与一切掠夺中国土地、攫取国家主权、剥夺人民权利的势力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即使身处绝境也百折不挠，保持着一位老革命者的高风亮节。比如当1932年第五次被捕时，陈独秀竟然把法庭变作战场，自己为自己辩诉，大声申述自己“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谋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的理想。

  1937年抗战全方面爆发后，陈独秀终于得以出狱，此时的他已近耳顺之年。然而面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他先是四处奔走，到处演讲，鼓舞士气，宣扬抗日；随后又在战火中拖家携口，从武汉流亡到重庆；最后蛰居江津，并在病痛中终老于此。自此，陈独秀跌宕起伏的革命人生终于画上了句号，而革命的洪流仍旧继续向前奔涌。在无数评价陈独秀的文字中，也许他自己写的这两句诗是最恰当的：“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研究——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为中心”（2020-1-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