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长安》是一部以军工业的发展为视点，以军工人的命运为对象的优秀长篇小说。作者用深情的现实关怀意向，透视生存于被折叠的两个空间中军工人的生存状况，揭开了蒙在军工厂、军工人及其生活世界上面的神秘面纱；用充满张力的文字，塑造了忽大年、黑妞、忽小月、连福、焦克己等典型的军工人物的鲜活形象。小说通过军工人与我国军工事业同坎坷共进退，与民族命运共起伏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从成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艰难向前的发展历程。

  小说《长安》描写了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发生在一个叫“长安”的军工厂的生产、生活故事。作品为读者构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生存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两者共存于一个长安厂之中，由同一群人来支撑。作品通过两个空间的交互折叠，表现人生道路的坎坷不平，通过主人公们在艰难中对信念的坚守，在不平中对事业的坚持，唱明作者对国家安稳人民安心的祝福。

  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两个空间中生存发展，一个是生活空间，一个是生产空间。在生活空间中休养生息，在生产空间里劳动创造。人通过劳动创造发挥自我，实现自我；通过休养生息回归自我，颐养自我。人的自我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是在生产劳动中发挥出来的。生活空间虽然是基础，但是生产空间似乎对个体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人只有在劳动生产活动中发挥了自我的实力，实现了自我的价值，才可能在人群中赢得尊严与认可，生活才能回归它的本义。之所以强调个体实现自我，赢得尊严与认可的过程是发挥自身实力的过程，因每个人的生存空间都是被折叠有褶皱的，要实现自我是会遭遇障碍和阻力的。只有发挥自我的实力——智慧、力量和勇气，才能打开折叠穿越褶皱，才能实现自我的愿望。当然，要在折叠的空间中塑造人，把生产与生活交织在一起，会让人的生存现实变得复杂，让人物关系不好处理。许多作者对这种情况进行简化处理，以时间维度为主，省略了空间的折叠，故事的线索变清晰了，然而，空间生存方面的问题也被遮蔽了。小说《长安》没有回避生活的复杂性，他为我们还原了生活的本色，让我们直面生活本身。

  “长安”首先是一个生产空间。是以忽大年为代表的军队转业人员为保家卫国在内地建设的一个军品生产空间。它虽占据的是内地的一方空间，但是，它的兴衰却影响着千里之外边防线的消长。这方空间虽然只有几千人，却与亿万国人的命运相连。这里生产的每一颗炮弹的质量，都关系到边界争端的胜负，国防线的安危；关系到国家领土的完整，关系到边防战士的生命安全；关系到民族的荣辱，更关系到人民的尊严。因此，这方生产空间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省城与京城，影响着省委与军委的决策。所以，这方生产空间既和政治空间——省委、军委相关联系，也与国防空间——台海、珍宝岛、中印边境相关联。这是一方既牵连着政治和军事的成败，又关联着国家民族荣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生存的长安人是一个共同体，生产炮弹保家卫国的共同体。它生产的不仅是炮弹，更生产着国家的兴亡，民族的荣辱。所以，这也是一个生产荣誉和勋章的空间。而荣誉和勋章既是对生产者智慧与奉献的奖励，又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变着生产者的现状。凡是能改变个体现状的东西，都能激发个体的念想，诱导个体的谋划，导致个体间的竞争。有竞争的空间既能生产崇高也肯定生产卑下，他们在竞争中把这方空间变成一个充斥着矛盾对立的张力空间。把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共同体成员，分隔成为为了不同利益而相互竞争的个体。

  “长安”又是一方生活空间。忽大年、忽小月、黄老虎、门改户等一批军工人在这里就职，在这里谋生。所有的谋生都不是简单的活在当下，它都带着过去谋求着未来，脚踩现实仰望着理想。所有的谋求者都不满现实中自我的生存现状，都在谋求着改变现实中的我，实现理想中的自我。为理想而谋划的人生都是有志向的人生，为实现谋划而奋斗的人生都是想活出滋味的人生。然而，不同谋生者的个体谋划往往是相互冲突且难以调和的。因为，关系个人升迁的职位都是固定的，只允许一个人担纲；关系个人幸福的爱情是排他的，不允许他人共享。所以，不是所有的谋划都能轻松的获得成功，不是所有的理想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你的谋划与实践，可能就是他人谋划与实践的褶皱和阻力，他人的谋划与实践可能就是你的谋划的褶皱与阻力。人生中的褶皱把个体发展的空间变小了，让生存者的生存发展变得艰难了；人生中的阻力把生存道路变坎坷了，让个体的生存成长更加费劲了。

  不仅如此，每一个谋划都有其历史的根源和现实的基础。它会把个体当下的谋划的生活空间与其过去的生活空间折叠在一起，让原本单纯的空间变得复杂，让原本平直的道路变的曲折。忽大年、黄老虎们现在生活在长安，却都摆脱不掉曾经的生活空间及其所发生的人与事的纠缠。胶东半岛的黑家庄，河北保定的白洋淀，山西的太行山，甚至莫斯科边上的图拉市，都会与他们的生活空间如影随形无法斩断。当下生活中生、旦、净、丑的吃喝拉撒，饮食男女的交友交恶，甚至阳谋阴谋，纯洁诡诈，喜剧悲剧，崇高卑下，已经在多种谋划的碰撞中发生了曲折，过去空间的人事勾连又给当下的曲折中添了几分沉重，让主人公在曲折和沉重中展开他们的人生实践。

  如果认真分析，谋划给人生带来的不仅是上述的曲折和沉重，更糟糕的是它能把当下生活折叠、压缩，一分为三，让生存者对此剪不断理还乱。有着辉煌历史的人物，也可能有着不怎么阳光的过去，因此，过去既给他加分，又给他减分。经历平淡的人，却因为历史的清白而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获得了特别的青睐。所以，谋划既是主体对对象的主动选择，又是对象对主体的选择和淘汰。既是单个主体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展示自身智慧风貌的一次实践，又是不同主体为了改变自我进行的一次生存竞争。竞争给本来就相当波折不平的生活又增添了几分紧张，给原本就在寻求和谐的生活增加了几多杂音，把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奋斗的共同体中温馨的“我们”，划分成了“自我”和“他人”，让双方在实现自我改变自我的过程中，相爱相杀。“他人”的谋划是对“我”的异化，“他人”不仅异化了“我”的谋划，而且异化了“我们”共同的生活空间，甚至异化了“我们”的生活共同体，让原本温馨的“我们”，分裂成为众多的你我他，让原本安心安稳的生活既不能安心更难以安稳。于是你我他之间的爱恨情仇，把一部军工生活演绎的张弛有致，耐人寻味。

  《长安》最大的亮点，就是塑造了一位具有崇高理想的主人公忽大年，传达了一种为军工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平凡的生活只能形成平凡的人格，动荡冲突的生活则会造就强劲有力的人格。忽大年生存在两个被折叠的逼窄的空间里，双重的矛盾把他的人生变成了一个张力场，把他的性格形塑成一个张力结构，让他时刻带着紧张进入生活，进行工作。让他的生活与工作都在张力的驱使下进行，而他生活与工作的每一时刻，都自觉主动地把个人的命运与军工生产联系在一起，与国家民族的荣辱联系在一起。为了生产出一流的穿甲弹，他可以置个人的生死于不顾，亲自拆除臭弹，亲赴前线检验炮弹的质量。作品把忽大年个人生活的一地鸡毛与为国为民的重于泰山较好地融为一体，让轻于鸿毛随时都能被运动和他人的奸诈放倒的忽大年，挑起了重于泰山的担子。于是，忽大年的站起与卧倒，前进与后退都象征着军工事业的发展与停滞，他顶着各种压力为国家研究和生产军工产品的过程，也就是从平凡走向崇高的历程。

  作品的巧妙之处在于，把忽大年个体生活、工作的张力，作为小说故事发展的动力，把忽大年下一刻生活的变化，未来的命运的起伏，作为故事发展的悬念来展开。作品要表现忽大年的崇高人生，却以忽大年遇袭，上级领导督促保卫组长黄老虎追查凶手开篇。这个牵动了长安厂几千军工人心，牵动了上层领导的袭击事件，却源自忽大年青少年时代的一件糗事，一个羞于对人言说的秘密。作品由此把笔触伸进忽大年隐秘的个人生活史。

  小说通过忽大年个人的内心活动，牵出了他参加革命之前，一段羞于对人言说的历史。正是这段历史，驱动他逃离老家黑家庄，参加了革命。由于他屡立战功，受到上级信任，让他转业，并委任他在大西北建设一个生产炮弹的军工厂。老首长讲述了建设中国自己军工厂的重要性，“现在，不光打仗的枪炮是外国造的，就是螺丝、灯泡、三轮车，咱们也生产不了。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咱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就会拱手让出，甚至被地球人开除球籍！”[1]他从领导的嘱托中明白了，上级委派自己的事情，是填补我国军事工业空白，用国产炮弹代替洋枪洋炮，保卫国家安全，保障人民安心生产安稳生活的一项崇高神圣的事情。

  他是带着神圣感来建厂的，就在厂子刚刚建好，准备庆功典礼时，袭击者的一巴掌，把他的生活折叠了起来，让他崇高的当下与一地鸡毛的过去连在了一起，也让他明白了往事并未如烟般散去。那个当年和他拜过堂的冤家黑妞，如今不远千里执着的找到“长安”来，如橡皮糖一样黏上了他，给他的生活添堵添乱，让他的生产、生活不安。她不仅搅扰忽大年家庭生活的安稳，也影响忽大年工作中的安心。那个曾经的黑家庄，不仅走出一个黑妞专门来找忽大年的茬，更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他失散多年的胞妹忽小月。亲人相遇本是天大的喜事，况且胞妹如今已是外国专家的翻译。然而，忽小月思想单纯，做事不考虑后果，时不时搞一些出格的事情，让忽大年的工作闹心生活烦心。更麻烦的是此后，黑家庄出来的这俩位冤家竟然鬼使神差的成为“闺蜜”，合起来给忽大年的工作添堵生活添乱。让他的日常工作难以安稳，让他的日常生活难以安心。更让他这个一厂之长在各种掣肘之外，又添了一重家庭的掣肘。

  作为一名军人，忽大年十四岁就跟随游击队送情报、打鬼子，可以可以称为英雄少年。转业成为军工人之后，他始终不忘初心，从始至终保持着战士的情怀和作风。炮弹在试验中卡壳，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亲自冲上去拆弹；中印边界冲突，他奔赴前线试验炮弹的威力，寻找改进的方法；珍宝岛冲突，他带领儿子亲自送炮弹到前线，并且不顾安危指挥儿子试射新弹……他是一位“始终昂首挺立在前沿阵地的老兵”。他用这种“老兵精神”——忠于国家，献身事业，是非分明，雷厉风行的精神，带领“长安人”进行炮弹研制和生产，即使政治运动让他的职位几上几下，即便文革中遭受挂牌批斗的屈辱，他照样为了造出新一代导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专家进行攻关，他是上级认可、同事爱戴的炮弹专家，从始至终保持着保家卫国的那份初心。

  忽大年不仅是一厂之长，还是家庭的一员。他不仅要指挥军工厂的生产，还要处理家庭事务，照顾家庭生活。指挥军工厂的生产，他的老兵精神特别灵验；处理家中的男女事、兄妹情的时候，他的老兵精神却显得简单、粗暴和力不从心。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中的事，是与非并不那么分明，情与理常常矛盾交织。经常是这样也可，那样也可，就是不可下判断；说不清道不明，谁想说清道明谁就错。老兵遇到家务事，让他陷入难堪，把他搞得很泼烦。家中的事是隐秘的，却是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是没法摆在桌面上与人言说，更不能让他人帮忙处理的。由于处理家务事欠妥当，他伤了夫妻的情，冷了妹妹的心，以致间接造成妹妹忽小月的人生悲剧。作品就这样把忽大年塑造成了一个有个性的老兵，一个接地气的军工英雄。

  《长安》是一部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小说中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都是打了许多褶皱的，作者深入这种褶皱中，描写褶皱压缩的忽大年的生存空间，刻画怎样掣肘忽大年生产生活智慧的施展，如何给他的前方挖了坑，给他的人生路上设置路障，让他哪怕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各种阻力，都要迎接各种挑战。这些阻力和挑战把忽大年的生产生活变成一个战场，把他的人生变成一场战斗，呼唤着忽大年身上的战士精神和战斗勇气。换句话说，忽大年身上的战士精神和英雄气质，包括他身上的各种缺点，都是被那个时代那种空间里的褶皱折出来的，也是他坚守初心、迎接挑战、脱颖而出的结果。忽大年所经历的为人民打天下，为民族保平安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勇气和胆量，呼唤崇高精神的时代。忽大年面对一次次无端的陷害，一次次不公正的打压，一次次遭人误解，甚至一次次背着不该有的处分的情况，始终无怨无悔，忘记小我勇做大我，带领团队钻研最先进的炮弹技术，生产前线急需的炮弹，保证国土和国民的生命安全的作为，是那个时代崇高精神的本色表现。忽大年用他大半生坎坷而非凡的人生实践，演绎了一部现实版的崇高人生，他用自己奋不顾身的精神为祖国保平安，让人民有尊严。

  工业题材在农耕文明的中国属于小众题材，关注的人少，因此，容易被人们忽视。加之真正熟悉工业生活，了解工人状况的作者也少，这就造成了中国工业题材的作品较少，影响力不大的局面。作者阿莹从小生活在军工大院，对军工生活很熟悉，对军工人一往情深，他深知“军事工业从来都是尖端科技的首选之技，是大国重器的诞生之地，我国几代军工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默默无闻地劳作着拼搏着，形成了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勇于奉献的军工精神，为共和国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是共和国名副其实的脊梁！”[2]他一直立志要为军工生活揭蔽，为军工人立传，《长安》是他塑造军工人崇高形象、传达军工精神的一部大作。

  首先，作者把“长安”打造成为一个由生产与生活相互折叠，过去与未来纠缠着现在的艺术空间，这是对中国工业题材创作的一次艺术突破。过去的工业题材作品，由于作者对工厂生活不熟，往往把工厂的生产、生活单一化，或者以生活为前景，以生产为背景，主要展开生活矛盾，辅之以生产矛盾。或者以生产中的方案之争为中心，简化生活矛盾。“长安”的主人公们，都生存在生产、生活的褶皱处，褶皱是他们生活的阻力，是他们工作的干扰，从两个空间考验着主人公战胜阻碍穿越褶皱的力量、勇气和毅力。“长安”的主人公们又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折叠处，他们的当下常常既受到过去的纠缠，又受到未来的拉扯，处于一仆要伺三主的艰难局面。主人公这种置身褶皱处伸不直抻不展，充满波折的人生，给他们的生活生产造成了很多阻力，也带来了很多挑战，让他们的人生一直充满张力。主人公们在他的集体性社会化的生产活动中，常常受到个体化私密性的生活的搅和；他们个体化私密性的生活，又常常会遭受到社会化集体生产的干扰。多重的褶皱给“长安人”造成了多重的考验，让长安厂这方空间变成考验一个人的勇气毅力的试验场，主人公们都在不安中生存，都在追求着自我和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有些人为自己的前途和发展，耍心眼搞阴谋搞得自己不安别人不安；有的人心地单纯把人生想的太简单，不能忍受褶皱造成的不安，决然告别了这种紧张不安；有的人背负着不安以勇气和毅力迎接褶皱的挑战，以智慧和胆量穿越褶皱勇往直前，把自己创造成一个崇高的英雄，把“长安”升华成为一个崇高的空间。

  每一部优秀作品都会给读者和观众创造和展示一种不同的审美张力，让读者和观众在悬想期待中度过一段诗意人生。《长安》的张力由生活、生产的不同空间以及过去和未来对现在的折叠造成。作品中多重褶皱造成的人生的不安，与人对于安心安稳生活、生产的追求形成一种难以调和的紧张，这是作者对生活的一个发现，对艺术的一种创造，这一发现和创造，已经超出了军工题材以及军工人的生活与工作，对创作和欣赏都具有普适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当代工业题材的小说如作者所说，喜欢沉浸在“方案”之中，围绕工作“方案”做文章，对人的情感命运关注不够。“解放后的作品习惯反映技术方案的先进与落后，后来的作品习惯反映改革方案的正确与否，当然这类作品也诞生了经典。”[3]围绕方案之争所创造出的作品，偏重于表现主人公的意识形态品行，却往往忽视甚至遮蔽了人现实的生活世界、心理世界的开拓，因此很少揭示人丰富的内在精神与性格。虽然人的生活不可能和意识形态相分离，但是，人现实的生活世界又不可能被意识形态所覆盖或者充盈。除了意识形态，个体还有自己的私人生活。文学以人的个人生活作为视点，透视人的生活世界史。以个人情感的起伏、命运的跌宕，透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历程，这样塑造出来的英雄才是有人气的英雄。

  《长安》用褶皱表现当代英雄的人生，拓展了艺术透视世界和人生的视野。反观每一种社会人生，其实都在多重褶皱中寻求伸展，在多重阻力中寻求自我的实现。有价值的人生一定是克服重重阻力，在褶皱中伸展的人生，崇高的英雄克服的阻力一定是那个时代的阻力，他伸展的人生也是民族的人生。

  《长安》对当代工业题材小说的第二个突破，是采用对象化的叙事手法进行写作。作品打破了传统工业题材的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贯穿到底的写法，改用对象化的手法进行创作。每一特定章节以特定人物为视点，审视军工厂中的人物和事件，用透视者的心理感受他所看到的军工人的一举一动，用他的情感语调讲述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社会人生，于是这一章节就打上了透视者性格、心理和情感语调的印记。不同章节因为透视主体的变化，形成讲述社会人生时性格、心理和情感语调的对立与互补。这就把每一次人际交往，都化成对透视主体产生冲击的心理事件；同时，每一个章节切换不同的透视主体，变换不同的体验心理和话语腔调，也使文字变得活泛有冲击力。

  从创作角度来看，这种方法丰富了文本中的叙述话语方式，增加了故事演进过程中的语调变化，增强了叙事的复调性，也丰富了文本的社会人生蕴涵。从阅读角度来讲，一方面通过透视主体的变化，更新读者的阅读视野，让读者不断换个角度看社会，换种心情体验人生；另一方面通过叙述话语的变化，更新读者的阅读趣味，变化情感冲击方式，增强读者的阅读快感。因此，《长安》不单是新时代工业题材小说的一次突破，更是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1][2]阿莹：《长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469页。